【稿件来源】南方日报出版社
【人物简介】
刘东豪，广东茂名人，中山大学经济地理与城乡区域规划专业本科毕业，法学硕士。2014年开始任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区委书记，是2003年佛山新一轮区划调整后最年轻的区委书记。
过去几年，在刘东豪的带领下，佛山市禅城区坚持以问题和需求为导向，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，率先推进“一门式一网式”改革，建立“一窗能办多件事、办事不求人”的阳光审批生态链，有效推进解决服务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，将群众和企业办事事项和服务做到极致，成为全国简政放权改革的鲜活样本。
他还以信息化为抓手，构建政务服务、城市管理和大数据应用为支撑的城市治理“云平台”，将全区执法力量和资源“一网统筹”，推动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迈上“秒级”解决的新阶段，有效提升政府决策、社会治理和服务的科学化和精准化水平。
从“一门式”到社会综合治理云平台再到区块链技术应用，禅城大数据创新正快速向社会经济多个领域拓展延伸，引领全国县区数据治理的新风潮。
“把简单带给群众，把复杂留给政府”
《从1到π》编写组（以下简称“从1到π”）：禅城率先推进一门式一网式（简称一门式）政务改革，在短短两年多时间里，取得很好的效果和口碑。2015年4月，一门式成功当选“粤治—治理现代化”政府治理创新优秀案例。请回顾一下当时启动的情况。
刘东豪：一门式改革是按照佛山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去做的。当时，佛山正在推进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，市委寄望禅城成为“强中心”。“强中心”既是佛山作为全国制造业大市的一个需要，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必然。
伴随着新技术的出现，产业利润分配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农业社会，主要是依靠土地资源的数量来分配；工业革命后，产业主要是根据生产线的规模和水平；后工业时代，现在主要靠创新，工人越来越少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，主要依靠智力来主导利润分配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才会围绕生产服务业转移到城市，同时产业利润也会转移到城市，如果城市建设跟不上发展趋势变化，那么你这个城市会很辛苦。
如果这个城市建设不好，利润留存的部分就会越来越少，这就迫使城市要全面发展、以综合的城市配套来支撑以人才资源为依存的新结构。只有环境变好了，相应的人才才会在这里集聚，集聚之后的效果就是利润分配增长。所以，当时市委市政府做出的决定是符合客观的，也符合时代发展趋势。
从2012到2014年，禅城区投资200个亿，撬动社会资本超过1000个亿，强势提升城市基础设施，形成了很好的发展势头。但城市硬件提升之后，禅城仍面临软件升级的挑战。当时省委书记胡春华第一次到佛山调研，给了一个任务，要求佛山打造国际化法治化营商环境。于是，我们准备从软件建设上开始“破题”。
从1到π：在破题的过程中，您是怎么样想到运用信息化的？
刘东豪：破题首先要找问题，以问题为导向。十八大之后，习总书记提出，要坚持群众路线，解决群众身边的困难和问题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，国务院提出推动简政放权。
紧接着，禅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，上级重点要求要集中解决群众和企业的感受，特别是审批问题，如何进一步规范干部队伍行为，把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。当时，佛山市委领导希望禅城在简政放权领域率先有所作为，在公共服务提升上有所建树。接到这个课题后，我们就开始研究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2014年全区的“两会”上，有一位政协委员建议，能否从信息化的角度切入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。这个委员说他曾做过研究，上海曾尝试过，希望禅城也能达到上海这种先进城市的行政服务水平。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，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。
然后，我专门带着同事到上海去调研学习，当时上海“一门式”已经做了8年，已经可以把服务下沉到社区，市民只要到一个服务窗口，就能办好事情，把结果拿走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，但是上海改革做了社区类服务，行政审批类的事项一直没有做成。
从1到π：考察结束后，您和您的团队是否都下定决心对行政审批类进行“一门式”改革。
刘东豪：说实话，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难，难在哪里？核心只有四个字，简政放权。要怎么简？简到什么水平？要怎么放？放到哪个层级？
我们原有的审批体系是条块结合的，所以呈现给审批对象就是多个窗口，要完成审批就要跑多个窗口。
简政放权究竟可以简到什么水平？这么多的窗口、部门，有很多审批流程，能否减到一，甚至能不能减到零？需要有一个颠覆性的做法。苹果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启示。依托科技集成，它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现在的手机不能叫做“手机”，而是一台微型电脑，但经过简化后，让那些没有受过很好计算机知识训练的人也可以玩得很溜，这就是乔布斯带来的颠覆。
所以，考察回来之后，我定了一个题目，叫做“把简单带给群众，把复杂留给政府”。如果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像苹果手机一样超乎想象的作品、产品，给老百姓带来一个强烈的感受，我们的服务水平就可以再上一个新台阶。这种强烈的对比和冲击，也就是改革的突破和进步。
我记得当时从上海回来召开第一次座谈会，座谈的同事都有各种疑惑，认为要做出这种颠覆性的产品是非常困难的事情，我记得有位同事说了，“这是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目标”,一连用了好几个“很远”。但我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要行政审批，进一个窗口就能串联起整个审批流程。
用“跳转”打破部门“信息孤岛”
从1到π：这个改革的难点在哪里？
刘东豪：第一个难点在于行政审批事项很复杂，缺乏统一的标准。仅从名称上看，各地之间各种审批事项只有50%是共性的，还有一半审批名目是各地方自己起名字的，因为各地有各地的政策和特点，群众办事的要求也不一样。要搞清楚这50%差异的东西，是一个很大的工程。我当时把它比喻为“洗白菜”过程，要洗清楚每个审批流程、审批环节、审批要求。当时国家和省市的统一标准还没有出来，我等不及就开始进行事项梳理。我说，就像运货一样，在没有集装箱、标准箱之前，拖拉机、解放牌也可以运，等标准箱出来以后，我再统一改。
第二个难点是放权。梳理完以后就要放权。县区治理，有种“科长”现象，每个人手上拿着权力，就有人找他。这样一来，干部的犯错风险也大，办事的群众也感受不好。当时开第一次动员会时，很多干部都很怀疑这件事能不能做到。为减少改革的阻力，我定下“三个不”的原则，第一不裁员，第二不减编，第三不减薪。然后就开始试着梳理每个审批环节，找每个审批环节的老科长、老办事员，让他们说要具备怎样的情况，才能做到无条件审批，综合他们的意见，把确定的标准写进信息流程，先梳理然后再放权。
第三个难点是数据共享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打破信息孤岛。各专线系统在不破坏原系统安全性的条件下，用跳转的方法，实现共享，达到了信息化串联的审批闭环，实现信息跑路，而不是群众找门。
从1到π：在改革的路径选择上，您是怎样思考的？
刘东豪：在路径选择上，我们确立先易后难的原则，先做自然人，再做法人。虽然都是行政审批，但自然人和法人有很大差别。主要有几个考虑，首先自然人面对的服务对象是最多的，面也最广，每天办事量最大。第二，自然人采取先信任后审批模式，你拿很多资料来我当你是真的。为什么要采取这个逻辑呢？如果我不信任你，运行成本就大量提升，选择先信任，是要把成本压缩到最小，当中我也考虑到损失部分，比如个别调皮群众，可能骗政府，但你可以第一次过关，而下一次再来，大数据后台把信息已经匹配上了，审批系统就能清楚知道你讲的哪一句是假的了，这个时候倒查你的责任，你就跑不掉。
改革中，我们碰到的第一个“门”是信息壁垒。政府各部门都建立了自身信息垂直系统，地方要直接共享这些专线系统，比较难。后来我们找了上海一门式的团队，他们的技术恰好解决这个难题，不需要进入部门的系统，而是采用“跳转”的方式获取信息，这在信息行业里叫“妥协”：在不威胁到系统安全性的条件下，可以达到获得审批及匹配信息的效果。
在禅城区改革后的行政服务中心的前台有两台电脑，一台主系统、一台子系统。其中一台就是专门用来“跳转”信息的。举个例子，企业去招工，只要确定应聘者是否18岁以上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知道应聘者的实际年龄。部门系统只要回答是或不是，只要做出回答，就能继续进行审批，并不影响原有的信息系统。这个技术解决了部门“信息孤岛”的难题，有了这个基础，信息和审批就能串联起来。一门式系统的数据原来是空白的，但通过不断沉淀，数据也就多了起来，形成了大数据。
放权首先是要解放到哪？是放给无差别标准化的审批信息系统。这个在技术上是个难题，简单就很简单，复杂也很复杂。一旦做成，群众按照我们公示的提供几种证件，人员核查跳入系统检验是否真假，是否满足条件，资料是否齐全。资料一旦录入，每个节点审批，权力还是在各部门手里，也没有违背现有行政法的要求。
但不同的是，引进信息化后，每一个节点都有记录，每个节点一收到信息，就必须审批，如果部门出现磨蹭情况，在线监察系统就能马上看到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没有革各部门的命，但部门受到约束，不能动手脚，只看是否满足条件，满足了就打勾，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全部走完之后，窗口核对盖章。这就是信息多跑路，不是群众多跑路。不是跑多个窗口，而是跑一个窗口解决问题。
这个问题解决以后，老百姓现场感受就很强烈。我们现在已经做到，超过60%的审批件是可以现场立刻拿到结果的。原来需要排很长的队，现在5分钟就可以办好。这就是一门式的效果，简政放权简到一，放给标准化无差别的信息审批体系，由原来的一级一级放，变成统一的全体立正起立，同时跳转，放给了信息化。
将来能不能简到0？我觉得是有可能的。但现在有点困难，审批需要留存纸质材料，他必须要有一个门接收审批材料，审批需要留存这个文件，必须要有第一次的文件存底。第二，不是所有人会上网使用这个东西，需要一个过程，培育群众使用这个体系。第三是现在的信息安全还没有做到。
从1到π：企业这块的审批呢？
刘东豪：难度更大。从流程上看，企业的行政审批和自然人是大同小异的，依然是信息化的串联，但不同的是，不能实行先信任后审批的模式，也就是不能一下子相信企业拿来的东西都是真的。相对而言，个人办理社保报销等业务，金额不大，而企业投资，动辄可能是数亿投资，如果出错了谁来负责？所以，企业的审批改革要凸显三个字：放管服。就是权力放出去、管得住、服务好。对这一点，除了继续深化信息串联之外，我们增加一个现场监管和核查的环节。如果你在现场等的话，这套流程需要很多时间，做完一个又来一次，我们不能让企业家等待那么久，所以要做一个改革，让核查和审批分离。
为此，首先做一个网上预审，让企业在网上先申报资料，后台收到以后，进行现场核查作业，当然，这个作业的时间是有限制的。等核查通过，通知企业办事人员到大厅办理的时间，进入系统审批。
从1到π：核查环节如何监督？
刘东豪：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在传统模式上，会出现一种情况，派人去现场核查，刚好跟这个人比较熟，可能就会优先通过审批，也就是说，派出去的人，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。
在新的模式下，我们做了两个改进，一是派单体系是系统自动跳转的，你和我都不知道这个单子会轮到谁。二是工作人员去现场核查任何机构，要完整记录好核查资料。比如开餐馆，核对你厨房面积够不够，消防设施是否符合规定标准等等。原来核查的人只需到场简单一看，打个钩就完成了，没有任何资料、照片。往后都要拍照片记录好负责人、时间、地点，存储好资料，审批核对通过了，才能进行下一步。这就像奥运会击剑比赛一样，“带电作业”，一击中就留下痕迹，就有记录，不能作假。人物、时间、地点，全部资料齐全，保留痕迹，确保真实性，核查的合法性，同时将来在材料工作上不留死角。这就是放管服，权力放得下、管得住、服务好。
现在，你们去到禅城的行政服务中心的柜台，已开始转变为服务型了，大家都很和善、礼貌，就像到银行柜台一样，你会得到很好的尊重。某种程度上讲，这也是“熔断”机制，通过这个新的系统，把审批者和办事人员“物理”隔离开来。
缺的不是信息，而是信息分析能力
从1到π：到了改革深水区的这个地步，您思考的最多的、最想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刘东豪：我们之前做的都是改革的点，下一个是构建整个体系的问题。中央的要求其实很明确了。但现在信息的版本太多。举个例子，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，有的拿苹果手机、有的是三星、有的是华为，实际上他们的体系是不一样的。原来，大家不做信息化，用的都是专有通道，门槛并不是很高，我努力一下，在“一门式”上加个“盖子”就能盖上了。但现在大家都开始做信息化，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，那将来的数据“烟囱”就会越竖越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数据要共享才有作用，信息化是要打破部门“孤岛”，而不是增加更多的“孤岛”。现在大家都在建“云”，这些都会产生新的“孤岛”，“云”只要一朵，最多只有“大云”和“小云”的区别。
第二个是统筹。现在各种数据在点上是发挥作用了，但通过累积叠加之后会发生更神奇的作用，传统算法，1+1，一直加上去，一直到一百，也就是一百而已。但信息化下，如果有一百个“1”加在一起，可能就不是一百了，可能是一百的N倍。这就是数据的力量。如果不加大统筹力度，大家各自在做数据，那一加一可能还是等于一，效果就没有达到。所以，我觉得数据需要加大统筹，特别是标准化的建设，特别是更高层面的工作，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东西。
回到政府层面，我们要通过数据分析走向科学决策。什么是科学决策？精准、客观、符合事实。比如说，经济普查这种传统做法成本很高，数据又不十分精准。通过信息化改革后，我现在不仅能够随时拿出来，而且非常精准，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数据。我给它取名为“甜数据”。这是来自网球运动的启发，当球正好被打在球拍上的“甜点”（英文称之为sweet spot）时，球的弹力很大。正好击中，就是我们想要的理念，所以叫做“甜点数据”。其实，数据有很多种，有些是僵尸数据、有些是死数据，有些活数据，但活数据也要正好击中才有用，有这样的“甜数据”，我们才能做到数字政府，精准客观，科学决策，最后提升党委政府的现代治理能力。
从1到π：“甜数据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。
刘东豪：再说简单一点，就是精准+动态。现在的数据也有它的展示面，但数据是立体的，不止一个面。不会用数据的人，你看到的只是一个数字，数据给你呈现的是黑白面。如果你会分析数据，那么它通过加工，可能会变成钻石。当然，钻石也是有不同品位的，比如南非的师傅会切成8个面，以色列的师傅会切成16个面，更高水平的可以切成32个面，其价值大大不同。所以，数据是立体的。
数字背后的立体构成是什么呢？第一，它涵盖的内容延展范围有多大？数据是一个原点，它如何和其他数字去构成一个网络体系、一个立体的整体？如果只是一个点，这个点有没有用，它发挥作用是不是有发散式的过程？这个点要是能找到，它的力量就能发挥出来，它就是我们所谓的“甜点”。网球拍子很大，都是网，都是拍，但要是击中这个点，效果就是最好的，力量也是最大的，声音听起来也是最舒服的。大家都说，用这种味觉去表述数据的立体性是很棒的。
从1到π：“甜数据”展现一种动态捕捉的能力，但数据的价值其实也来自分析，禅城在这块有没有案例？
刘东豪：有。数据，以前有，现在也有，但数据的价值在哪里呢？如果本来没有，你有了，这叫有价值。现在大家都有了，数据的价值就减少了。那么，现在它的价值在哪里？在于人，在于思维和思考。在于挖掘，差异化地分析和差异化地利用。不同的人去用这些数据，价值是不一样的。比如今天你去用，你是经过专业训练的，有层次之分。数据的价值也是多面的。有人也讲，数据是一种弹性资源，不像黄金等物品，一克就是一克，而是具有多层价值，这个价值的空间就在于人对数据的运用。如果只是单领域运用数据，往往价值不大；数据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跨界、跨领域当中，多角度的意义才会被充分挖掘出来。接下来在数据的运用中，比的是思维，而不是比数据多少。当数据上到一定量时，两个亿的样本和十个亿的样本，其实没什么区别，有区别的是分析数据的能力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跟钻石一样，谁的能力越强，他就能切出越多的“剖面”，展现更加五彩斑斓的世界。
具体到禅城，我们这几年从“一门式”开始，到云平台、智慧市场，都是在做信息化，作用很大。包括我们现在马上要做非户籍人口参与社会治理，我们两天时间就把全区分户籍人口的数据及数据分析报告拿出来，包括每个人的身份、学习等等，换做以前，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，而且数据还不一定准确。所以，信息化时代到来，我们禅城要把握机遇，现在“一门式”要做的，就是要发挥数据更好的作用优势，加强政府整个体系建设。要学会运用这种新时代的生产工具去创造我们的地区优势、创造地区新的财富，尽快地走上新的轨道。
用区块链构建虚拟与现实的连接通道
从1到π：我也注意到，您刚才几次提到区块链，这是一个很新颖的名词，据说也写入了今年区委四届二次全体会议报告。对于这个领域，禅城有什么发展计划？
刘东豪：好。区块链确实是一个新东西。去年7月，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地区提出探索区块链应用。原来大家认为这是一个小众技术，但这个概念在去年迎来大爆发。英文名字叫Blockchain，就是“块”，就记录数字的“块”。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可篡改和分布式。信息化高度快速发展，给生活生产带来了高效率和降成本，但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出，也带来了不少问题。但凡事利弊共存，刀是双刃的。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，如何“趋利避害”，需要有一种新的方法来解除这个问题。
第一是信息安全。原来信息是没有“主权“的，比如现在信息泛滥，出现数据泄露的情况。这种乱象会影响社会运行的秩序。但区块链恰好解决这个问题，找到“信息主权”，信息的主人要控制它，而不是交给别人来控制它。大家最信任的人还是自己，就是我的信息我做主。区块链最大的特点是自己能掌握，我一旦给出去的信息我能控制。因为它是点对点，而不是点对中心。如果是点对中心那就是无限，就是对到海洋了，那我怎么能控制？
第二是信用。这里我讲的信用涉及很大的范围。信用是什么呢？信用就是真实的，你讲的每个记录，每句话，每个动作都是真实的。人类五千年来一直在追求信用文明，因为信用文明是整个社会秩序发展成本最低的方式。刚才讲了，我们审批为什么先信任后审批，因为是成本最优的方式。原来我们的信用体系是单点信用模式，学过物理的都知道，单点是不稳定的。那么，区块链能做什么？Blockchain（区块链）授信是有的，保留，原来“他信”也是在的，现在加一个“自信”。自我做记录，从一生出来到死亡，这一生全流程、全生命周期做记录，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做记录，你做一个，人家也记录一个，整个过程不可篡改，还可相互印证，印证是真是假，反过来就是一种受到约束的真实性，最后实现“你”信。信用开始从单点变成多点，你可能不了解我，但通过这个模式，你知道是真实的，你就会相信我，所以它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，这个文明阶段叫信用文明，这是我们五千年来一直苦苦追寻的东西。去年，我们和世纪互联签约，准备做三个探索，第一个是数字身份，第二个是做公共服务，第三个是做C2M的生产场景。
今天我们讲问题导向，问题出来后，哪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，就是它的价值。区块链就是信息化走到今天所激发出来的一个需求，一是信息安全，二是信用价值，两个问题通过区块链这种方法论来解决。
从1到π：您的意思是说，信息化是一种方法论？
刘东豪：对，上次在你们举办的大数据应用及产业发展论坛上，我就讲，信息化不仅仅是一种技术，而是一种方法论，一种价值观。它都上升到信用文明了，还不是一种价值观？然后从信息技术到社会应用扩散，那它不就是一种方法论么？但我们也要记住，无论在生活场景中怎么应用，都是“人”去应用，所以，区块链的主体还是人。就像我刚刚说的信息主体，人们玩信息玩得那么溜，最后才发现，其实我们才是信息的主人，“我”才是主体。区块链就是要找回主体，找回人，所以要从数字身份开始。
现在政府行政审批出现一个大家都认为比较困惑的问题，如何证明你就是你？你妈是你妈？将来就不用证明，你就是你。因为你有生物特征，你有信息背景，你有数据匹配证实。我们构建区块链就是从每个人开始，构建整个主体。人是有形的实体，然后再加一个虚拟空间。
现在正在使用的身份证，进海关、机场都可以，但是在互联网的空间中，你怎么进去？将来互联网要构建很多空间，是不是每一个人去到都要报到一次？对上了才能进？将来我有数字身份，我的数据已经匹配到我的真实性了，我到这个空间，你就批准我进。届时人在实体空间是自由的，在虚拟空间也是自由的。我们就是从这样的理念出发，来构建产品的，通过区块链帮你做数字记录，你自己记录，我们也有很多模块来记录，最后在实体和虚拟空间中去展现，再“外挂”货币、金融。将来我们即使不带钱包，也可以支付。
举个例子，我现在在这里喝咖啡，要交完钱才能走，将来可能是我喝完，就可以走了，因为已经有记录，自动扣款，这种虚拟和现实的结合，才是我们的目标，不是说放大了某部分，或者缩小了某部分，而是两部分结合，构成了实体虚拟的结合、线上线下的结合，成为真实的生活场景。
根据人来设计的这套产品是有形的，从每个人开始，到公共服务和你的关系，生产线和你的关系，最后是货币、财富跟你的关系，这样慢慢构建起来，将来是社会生活全新的场景。当然，这能不能马上实现？有人认为要很长时间。如果用旧的逻辑去看发展，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概念。但我认为，在信息时代，一个产品从创新出来到被新产品换代，摇篮和墓地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，5年前，大家对信息化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上网买东西，开会时拿台电脑就叫“IT”了。但现在呢？滴滴出现了、摩拜出来了，将来发展的加速度是任何人都不可想象的，我相信很快。
《从1到π———大数据与治理现代化》，蓝云编著，南方日报出版社2017年5月版。
（编者注：全文具体表述，以南方日报出版社正式书面出版物为准）
